王平宇:解剖生涯 九年在苏医(1949——1958)

1949年我来到镇江母校,在解剖学教研室当了一名助教。在那里我持续工作了九年。这是我解剖学知识的积累期和教学能力的成长期。后来,1958年我奔赴徐州,参建南医分院, 就步入了知识和能力的贡献期了。我愿回顾母校对我培养的恩情,以此纪念母校建院八十周年的庆典。

那时解剖学教研室主任是陈友浩教授,他能一边口头讲课,一边黑板绘图,是一位深受学生欢迎的优秀老师。正因为如此,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慕名坚聘陈教授去该校兼课,因此,1953年以前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上海,母校教研室的工作不得不落在讲师姜同喻老师的身上。那时姜老师虽非主任,却每天定时来室视事。当时教研室除了我这名新来的助教之外,还有一位老技术员臧顺章和一名工友杨明远,共四位常在人员。我以姜老师马首是瞻,向他学习,向他请教。

那年二年级学生要上解剖课,姜老师主讲,我就分小组示教。我的骨学基础还不错,示教起来还能得心应手,中、拉丁名词都能顺畅说出来。姜老师说:“关节学由你来试讲吧!”初生牛犊不畏虎,我就应承了下来,仔细备课。上台讲课的那天,教务长兼外科学教授刘燕公对青年助教上课有点不放心,特地前来听课。他是骨科专家,我讲到肩关节的解剖特点时,还联系到肩关节在某种姿势受力时易向某个方向脱臼。刘教授听后大加赞赏。他说:“你虽年轻,讲解剖学,我放心。”使我教书的信心倍增。后来,姜老师每年分配教学任务时,总是说:“你想教哪个系统的课,你就选哪个系统上。剩下的由我来包!”他放手地培养我,我大胆地承担任务,使我迅速成长,能够承担起全部系统解剖学的教学任务。

  

后来学生们学完了系统解剖学,就要上尸体解剖实习课。按常规这是助教的责任。姜老师为了让我尽快能够胜任这一工作,拿出一具尸体让我动手解剖自学。那时没有中文的局部解剖学教材,也没有学生用的实习指导。如果我要按外文专著解剖一遍尸体,没有半年的功夫,是拿不下来的。即使拿了下来,按外文书的程序去教学生解剖,也是“天方夜谭”,难以实现。因为内容过细,学时有限,又没有学生用的指导用书,更没有那么多的尸体让学生如此细剖深查。在此我正无法下手之际,姜老师给了我一本薄薄的、他自己绘就的解剖记录图册。内容简明扼要,上面给尸体的每个局部分成几个层次画了出来,并注出主要结构的名称。我如获至宝,立刻按图解剖,随时查阅专著。并且在剖完一个局部之后,立刻写出操作提纲。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终于写出了一份尸体解剖实习指导,并油印成册。以此完成了该班学生尸体解剖的实习课程。结果,学生反映良好,都说收获不小。这个消息传播到了三年级及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向教务部门反映:由于迁校和解放战争,他们两个年级都未曾解剖过尸体。要求我们补上这一课,学校同意了。因此,我在一年之内就给三个年级的学生先后三次上了解剖尸体的实习课。那时我年轻,精力充沛,上起课来,不舍昼夜。可以说是越上越来劲了。是责任、兴趣和学习驱动了我。

解放初期,中级医、护、产、卫学校在全国蓬勃发展,因此中级师资的培养提上日程。卫生部决定在全国举办中级师资培训班,因此江苏省卫生厅分配我们苏医(即今南医)开设解剖学中级师资培训班,向全国招生。姜同喻老师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主办。当时我想:这是培养师资,对象多是医护校毕业的年轻学员,一定要让他们学得丰富踏实。我计划着教下列内容:较本科学生所学更深入的系统解剖学,让他们熟悉中文和拉丁名词;较细致地解剖一遍尸体,借以巩固所学,并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还教他们如何当一名解剖学老师,怎样教书、做标本、筹组教研室等等。在教学期间,我从早到晚都陪伴着他们学习、答疑和指导,可以说是全身心地投入了。最后还带他们到上海、南京中等技校——他们将来的工作环境,观摩参观,吸取经验。我写的培训总结,江苏省卫生厅十分重视,还曾转发给其他师资培训班参考。由于省厅的重视和信任,省厅又要求我们开办了第二届和第三届中级解剖学师资培训班。姜老师仍然把任务交给我来主办,使我在解剖学的教学上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中级师资基本上一直活跃在我省以及某些外省的中级解剖学教学岗位上,很少转业。我没有白忙,值得庆幸!

解剖学名词是全部解剖学的纲领。国际上以拉丁名为规范,各国据此拟定相应各自文种的名词。母校早年的解剖学教授王仲侨(也是我的恩师),他曾留学德国,经历了国际解剖学名词JNA新版的问世。他回国后大力倡导我国相应名词应以JNA为范本,并成为我国解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成员。姜同喻老师跟随王仲侨老师拟定了JNA解剖学名词汉译本,并亲手刻钢板油印成册,成为那时我等助教(包括陆续来到教研室的姚传业、邹令哲、戴晓章、吴永沐等)自学的宝书。但是,我们知道:JNA是纳粹德国时期以德国为主组织修订的,后来被国际上弃用,并仍以BNA为蓝本进行解剖学名词的修订。尽管如此,对解剖学拉丁名词的重视、强调和学习,一直是母校解剖学老师们的一大特色。本人据此,后来成为国际解剖学名词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我国解剖学名词审订委员会主任,两次出版了我国解剖学名词的范本。

解剖学是一门形态学科,那时卫生部大力提倡形象教学。本人深表赞同,在教学或自学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就到标本上、模型上以及实地解剖中寻求答案。制作模型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并有利于教学。例如内耳迷路比较小又曲折迂回,我就解剖、查书,用蜡制成模型,使我更深入地理解了它的形态。但蜡模较小,教学不易,我就请木雕师按蜡模制作木雕模型。虽然比例难以精确,但形态结构还是能表达清楚。后来还做了听小骨和脑干的木雕模型,解决了教学上标本难得、较小和易损的困难。又记得神经内科汤培元老师曾与我讨论说:“医生们对大脑内囊很难理解。”我就用泥巴捏成基底核和丘脑、脑干,再用铅丝穿插成内囊,使之弯曲成形,上下交通。汤老师看了深表赞赏,还让医生们观看。我在学习神经通路时,觉得各种通路交织在一起,缺乏立体感,有些纠缠复杂。后来我在给中师班上课时就自制铅丝模型,以锥体束和内侧丘系两个主要通路为基准模型, 在此基础上分别添加其他通路,成为一组模型,就把复杂问题表述清楚了。后来还制作了脑干神经核的模型。它们对教学还是有一定助益的。

那时党的政策是一边倒学习苏联。我们全院的老师们都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啃他的“大脑半球工作讲义”。使我看到了理解思维过程的曙光,从而想在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多下点功夫去学习。组胚教研室支援我一架德制的滑动切片机,但因保管不当,全部锈蚀,不能动弹。我用汽油、机油、砂纸仔细清洗、拆卸和打磨,居然还能使用,让我开心异常。但该机的切片刀却也生锈变钝,病解的一位技师告诉我:需用较大的细磨刀砖才能磨锐此刀。据说这种刀砖是用一种黑青石制成。我请人在上海买到一块黑青石,自己用锯将之锯成大小适宜的形状,然后对锯成两块。每块都先在粗石板上打磨,使之基本平坦;再在细石板上打磨,使之比较光滑;最后将两块半成品相互对磨,使之完全成材。就这样我开始了脑切片的工作。这两块刀砖,现在一存母校、一在徐医。不过已经都是“文物”了,因为现在切片只用一次性刀片,刀砖已无用武之地。

在母校我用火棉胶包埋脑块,切了一些人脑脑干,并进行了髓鞘和细胞的染色。这些标本对神经解剖的教学还是有用的。但制片技术的摸索却花了我不少时间和精力,它成为我后来从事鼠脑研究的预演。1954年北医举办神经解剖学习班,学校派我前去京城师从臧玉洤教授学习半年,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在解剖学的教学上,全国曾经掀起学习苏联的热潮。那时北医解剖学教授苏醒从苏联学习回国,从苏联带回的讲稿成为各医学院校学习的典范。我有幸在北医听过他讲课,他主要从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讲解人体形态的起源。那时学苏联一边倒,也分不清是非曲直,大家都存着先学、照做、学而后知的心理。由于囫囵吞枣,我们的教学让学生学得一头雾水。后来我读了一本书,名叫Morphology and Embryology(南医图书馆藏),它就是从发生上来理解人体形态。那时我正好被借调到南通医学院教解剖学,我就据此结合苏醒带来的苏联讲稿上了课。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感兴趣,但是在实习课上,我还是强调教好人体形态学。

从教学实践中使我认识到:从发生的角度理解人体构造是生物学的理论问题;而熟悉人体实际的构造则是医学实践的需要。目的不同,学习的关注点就不一样。我想苏醒师从的那位苏联教授可能是位生物学家。

我们学习苏联一边倒一阵子以后,还是回归到传统的解剖学教学内容。不过通过这一反复,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很多问题,包括形态发生的知识和怎样学习先进知识等。

姜同喻老师创立连续层次解剖法,并用来学习人体构造是很有见地的。西方的局部解剖学教材多以小局部为单元细致剖查,虽然深入,但却嫌零碎,对初学者难以及时形成整体的概念。姜老师适应我国医学教育,学员多、学时少的现状,按大局部、分层次解剖,就弥补了西方的这个缺点。为了贯彻这一方法的实施,姜老师和我们大家商量决定绘制层次解剖图谱,以适应我们教学的需要。在当时国内各校教学都是用外国图谱,还没有自绘图谱的先例。姜老师带着我们先选定绘图人才,大约有3-4位绘画师报名,经过考试(照解剖标本写生绘图),我们选中了丁誉声同志。因为他绘画功底好、年纪轻。众所周知,要画好解剖图,必须要有解剖学知识,还要摸索出不同结构的绘画方法。丁誉声同志年轻,能边学边画,也颇有耐心。人才选定后,我们就制作标本,按大局部层层解剖,剖出一层就画一层。为了位置准确,在标本上方放一块大玻璃板,板上放一张薄画纸,在灯光照亮标本的情况下,一点一点的画。姜老师随时随地的指点、反复修改。后来,连续层次解剖图谱的绘成和印出成为我国自己的第一部局部解剖学图谱。姜老师的这一贡献使我们增强了在国内创作图谱的信心。也为国内制作图谱开了先河。

在解剖学教学工作的同时,校内的一般社会工作我也积极参加。记得我刚到镇江不久,市内正举办工会工作学习班,学校领导让我去学习。我背起行李卷、带了笔记本就去报到了,记得大家都是搭地铺睡觉,拿盒饭打菜吃饭,学习内容大概是:工会在工人中的作用,工会的组织原则、如何开展工会工作……等等。大约学了十多天吧,就回到学校。在学校党代表的领导下开展了学校基层工会的组织工作,我先后当过副主席、主席。当时党的组织在学校里还没有公开,党对群众的领导和教育工作很多都是通过工会去完成的,例如:群众的组织、每周的政治学习,各教研室业务工作的交流,对职工和女工的劳动保护,还有职工文体活动的开展……等等。多年来我每天的业余时间几乎全被工会工作所占用,例如:开会、汇报、布置、总结等等,虽然工会还有专职人员处理一些事务,但我还是忙的不亦乐乎!它对我从事社会工作、群众工作的能力有了很大的锻炼,这也是党对我的培养。

1958年,“大跃进”如火如荼,母校魏善钊副院长在附院礼堂作报告说:省委决定要在徐州办一所医学院,以解决那里缺医少药的困境。并要求南医(那时学校已由镇江迁往南京)在那里办个分院。大家俚称:要在徐州下个蛋。

这时我在母校已工作近十年,羽翼可谓初步丰满,是闯荡江湖、报效人民的时候了。当魏副院长报告结束,走下讲台,我就趋前向他提出:“我愿报名参加到徐州建院,请你批准!”就这样,我离开了助我成长的母校!

(作者王平宇1948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现为南京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专家,时年九十一岁。历任浙江大学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及徐州医学院解剖学教师、教研室主任、教授等职。曾任徐州医学院副院长、院长,江苏省解剖学会理事长,江苏省人大代表,国际解剖学名词委员会委员,中国解剖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等职。本文写于2014年元月。)

 

 

姜同喻、陈友浩、王平宇 1956